自 序

作家纷纷出文集那年头我未跟风，自觉还没到火候。如今老之已至，多亏汤吉夫、盛英、李玉林诸友提醒催促，我这才下决心在有生之年把这事办了。

搜罗旧作，重读下来竟很吃惊——我并不用功，从来不熬夜，带大一双儿女，过日子琐事哪样都没耽误，近十几年来又忙于创办博物馆以至文学作品不多，这辈子怎么会写出那么多字儿来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散发于报章的短文已无从查找，大致找到的文学作品已近二百万字了。若是再加上拍摄的电影电视剧本、电视片广播剧脚本、公演的话剧歌剧本，还得再出版二三百万字的剧本集呢！

不只是字数超出预计，手捧旧作竟有陌生感，真的想不起来自己当年怎么会有精力有能力写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作品。莫非年高健忘到了一个母亲认不出自己儿女的程度？更可笑的是重读鄙作竟然沾沾自喜，很是崇拜年轻时的自己，文字之生动，叙述之流畅，心理刻画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涉猎题材之广泛，尤其是一些作品中那种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及孩童般纯真的表达方式，那是我吗？我曾经活得那样精彩吗？

如今虽未到风烛残年却也迈入切实思考生死的岁数，朝花夕拾，犹如回眸翻越过来的山峰。心底唯有感谢命运，感谢文学艺术，是文学艺术给了我两度青春——生命的青春与创作的青春。从我十五岁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起始，再过三年就是我的文学艺术生命甲子之庆了，可以说比别人多活了一辈子。

当然这只是自我感觉，文人多为狂徒，不足为凭的。客观评价又该是怎样的呢？我是属于“新时期文学”的作家，在“新时期”我又处于什么位置呢？回首往事，有幸运也有尴尬，有温暖也有愤懑，有欢笑也有泪水。回首往事是晚年的消遣，实话实说再无顾忌则是晚年的“红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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