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新历史小说与性情化写作。

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历史小说”阶段，以罗贯中作品为代表。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是“帝王小说”，而非真正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并未洞察历史。当然，《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

在写作态度上我提倡“性情化写作”。做人要做性情中人，写作要写性情之作，我一向这样要求自己。性情中人写性情之作，岂不美乎！必大补宇宙元气。中国的“性情传统”应在新世纪大放异彩。

所谓“性情化写作”很简单，那就是本着性情写作，一切由着自己的心。“性情”二字极珍贵，它是情中性，又为性中情，情性和合，人欲尽得；性情双修，大道悠悠，不可以轻言之。

在写作时，如果我们性情不畅，那么写作必不能成。只有在灵气畅通、性情畅快时，我们的写作才可能实现并尽可能出彩。写作其实就是一次心性的投放过程，它的完成程度与创造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性情的流露。无性情则无作品。我的“有情工具、无情写作”理论，是说作为写作工具的作者他必须是有情的，而写作本身因为受控于太虚与幻境中人（书中人），它是“绝对理性”的（指受某种指令进行程序化操作），因此是冷冰冰的，无情的。但正因为写作是“无情”的，写作者才特别“有情”。他意识到自己的全部意义在于作为工具本身……人是人性的试验品，作家是写作的工具，那么他一旦不再悲怆于自己仅仅作为工具而非事件起源或终极目的，将会更加豁达地热爱自己的工具身份。他更加有情，他的性情超乎人性之上。他物化，他是大我，他有大爱，他追求大美。性情化写作使他的文思与人性无限放大，其作品吞吐宇宙，出入大荒，能量无尽释放。杜甫诗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言世界之有限，而性情之畅可使天出九重，人出三界，心智合一，永享思维之灵境。佛家言“智海”、“性天”，吾言皆从“情”出。

提倡“性情化写作”的同时我提倡“精细化写作”，很简单：那就是多写、多改，精雕细琢。任何一部大气的作品必有其精细的一面作为支撑，这就像本书中的祖逖既为粗犷的豪士亦为情感丰富的男人一样。

精耕细作的土地更适合作物生长，精雕细琢的写作会丰收更多的思维果实。

这种精细化写作的态度实来源于我们对写作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对语言的热爱。我现在除了留意学习各种文学语言、学术语言外，还特别注重观察各种口语，学习各种非文学语言，如日常生活中的便条、留言条；新闻；商业广告；法律条文；行政文件等等，细看细想都非常有意思，各有文体之妙，各尽文思之奇，皆可兼容并包转化而入我笔下。文学语言只不过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罢了，真正的语言大师要精细到留意自己的临终遗言如何表达。请记住：通过精细化地思考与写作，没有什么意思不可以表达。古人云：“言尽意”，真我师也。郁达夫极其推崇日记与书信这两种文体，现在我更感动于火车站里留言板上的短句，更留意于街头电线杆上贴的寻人启事或租房启事，它们也许蕴藏更多东西，更富有性情。文体必须解放，写作必须开阔。而在众体皆备、众妙将成的状态下，我们的性情化写作必须进行精细化表达！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不满足于“一生只写一部书”的落后想法，出手即成经典，随意莫非大师，而其基础无它：多想、多写、多改。爱写作，永远写作。

要像热爱爱情一样爱写作，要像永远追求神女一样永远追求写作的至高、至美境界。

人是人性的试验品，我们也要一试文学在我们身上究竟能到何等地步！

生活是转瞬即逝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唯有“写作”永恒。他应该爱写作更甚于爱生活（其实有时生活可以不爱）。生活是写作的附庸，写作是生活的灵魂。我现在就真切地感觉到我的生活中最能把握的是写作，其外一切总给我飘缈感。虽然虚无让我亲切，但我并不喜欢虚妄的东西。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

传统的写作一般指向两处：一是作者内心，二是读者的精神世界。换言之也就是传统的写作或者是写给作者自己看，或者是写给读者看。而如今我感觉我的写作已经在指向上（即“为谁写作”上）走得更远了，那就是：我既不为我自己写作，也不为读者写作，我为书中人写作。这种写作指向的巨大变异无疑是对传统写作的反叛。

是的，我为书中人写作（或云为虚拟世界写作），他们的虚拟构成了我的真实。在写的时候，他们在凝视着我的笔尖。我的稿纸（或我的书页）就是我的屏幕，它由我的笔尖与目光链接了两个真实的虚拟世界。如果我不是为书中人写作我就无法写下去，在他们（她们）的渴望与鼓励下我终于写完全书。

由此，在形象处理上我采用了“形变”的手法，让书中人自己凸显或凹隐，我不给他们模子（虽说我心里有个底子），我只给他们料子（元素）。一旦在写，他们就已不属于我了。

在整个创作系统中，书中人占第一位，他们控制全局，写作行为占第二位，作者退居最末。我们从本书的性描写、暴力描写与玄言描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书中人是如何通过其自动化表演把作者逼出本书世界的。

本书很大一部分在正面描写战争，属暴力描写。它是“武”，而不是“武侠”。“武侠”就是“武狭”，它是十分狭隘的东西，所谓“侠之大者”仍然是“侠”，而我在此言的是“武道”（它属于“文道”的范畴）。本书无疑是一部道家之作，全书（包括还未完成的第二、三、四卷）通过对整个东晋朝的人文、政治、军事作全景式的描写，来揭示中国文道在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存在状况。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文道使然。

我为什么要革新中国历史小说？文道使然。

我为什么要做作家？文道使然。

文道先我而生，我因文道而活。在我幼时，文学对我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长大后我便自觉地献身于文道。“作家”一词对我来说，永远是神圣的字眼。

性情化写作使我坚定，精细化写作使我成功。

我用最原始却最有效的方法改稿：写完后把原稿从头到尾完整地抄一遍，在抄的过程中自然会大改。然后一遍遍地梳理。有心人不妨一试，笨功夫历来最有效。这一点也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方法吧，我与先生文心同也。

2001年11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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