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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故地往事

撰写一位作家的评传,一般要从他的出生和故地写起,这部书也不例外。对于作家张炜来说,这样做似乎更为必要,因为故地不仅是他生命的源头,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还是他始终魂牵梦绕的所在、文学书写的中心。张炜曾说:

谁没有故地?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延伸出来的。张炜:《融入野地》,《张炜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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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的“那一小片土地”,就是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龙口海滨。1956年11月7日,他就出生在那里。那一天,是农历丙申猴年十月初五,立冬日。

张炜的家庭有些特殊,也屡经磨难。这家人是20世纪40年代末从龙口市(本书称之为“龙口小城”)迁居到这里的。关于它的一些情况,我们后面将会讲到。在他出生前,这个家庭里共有四个成员:外祖母、父亲、母亲、姐姐。他的出生,又给这个家庭添丁增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喜事。家人给他取名为“炜”,蕴含“光明”之意,应该是充满期待的。

当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以后能成为一个作家。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不会让这家人产生如此浪漫的想象。也应该不会有人把这个孩子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设想他将来能为这片土地代言。他与那个时代出生的千千万万个孩子一样,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命。令人惊奇的是,随着这个孩子不断长大,他不仅成了一位优秀作家,而且与他的故地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共同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走向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张炜曾说:“我常常觉得,我是这样一个写作者:一直在不停地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利的人,一个这样的不自量力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出生地支持的人,一个虚弱而胆怯的人。”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张炜:《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39—151页。“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人,我觉得身上有一种责任,就是向世人解说我所知道的故地的优越,它的不亚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奥妙。一方面它是人类生活的榜样,是人类探索生活方式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它也需要获得自身的尊严,需要来自外部的赞同和理解。”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张炜:《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4—145页。

因此,了解张炜的故地情状,对于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文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被称作胶东半岛的地方吧。从地图上看,它是指山东半岛胶莱河以东的部分,包括烟台、威海全部和潍坊、青岛部分地区。

它的图形有点特殊,像是泰山极顶的拱北石,探向大海,遥望东方。正是这轻轻一“探”,形成了它三面环海的地理特点,北面与辽东半岛隔渤海相对,东面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黄海相望;这轻轻一“探”,还造就了它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交叉错落的港湾岬角。在海岸线围圈起来的陆地上,则山川纵横、高低起伏。靠近中北部有牙山、昆嵛山、罗山、大泽山、艾山等山脉,大多呈东西走向;半岛的水系也大多发源于这一带山区,沿山脊南北分流。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分布着宽窄不等的带状平原,其中以蓬(莱)黄(县)掖(县)平原面积最大。

这样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天造地设,自然天成。平原的富庶、山地的贫瘠、大海的神秘,不仅造就了这个区域丰富复杂的地理风貌和颇有特色的动植物世界,也造就了这个区域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影响了这个区域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倾向。这些,都给张炜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具体到张炜的出生地龙口,恰好兼具平原、山地和海洋的特点。它的东面与蓬莱相邻,南面与栖霞、招远接壤;东南部是丘陵、山地,西北部是面朝大海的海滨平原。它的地理坐标在东经120°、北纬37°附近。据说这条纬线两侧有很多古文明发源地、古建筑遗迹,如希腊雅典、意大利西西里等;也出现过很多神秘的自然现象,如百慕大“魔鬼三角”等。这条纬线两侧,还汇聚了许多一流的葡萄酒酿造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葡萄酒庄都分布在这里。张炜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写到了葡萄酒酿造,描绘了美好的葡萄园生活,都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

龙口作为一个县级市,以前并不叫龙口,而叫黄县。据说它是因境内有黄水河而得名的,最早设置于中国秦代,后来屡经废立。从唐初到清末的一千二百多年间,这个县大致都在登州治下。历史上的登州,也是一个颇为有名的地方,据说它最早在唐初设置时,治所曾先后在文登和黄县;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才在与黄县接壤的蓬莱固定下来。

蓬莱是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以蓬莱阁和海市蜃楼闻名于世,仙道文化绵延不绝。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还在这里当过五天太守,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北方,蓬莱被同盟会起义部队攻占,革命军政府在位于蓬莱的登州府衙宣告成立。1914年,北洋政府在烟台设置胶东道,蓬莱、黄县等都归其管辖,登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存在时间既久,影响也是巨大深远的。张炜在文学作品中常用“登州海角”这一地理概念,所指应该就是龙口、蓬莱一带。他的长篇小说《独药师》,则集中写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历史。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聚焦一下,由整个龙口市聚焦到张炜的出生地——龙口市西北部的龙口海滨。我们发现,那个地处海滨的龙口镇才是最早的“龙口”,而今天的龙口市驻地则是原来的黄县县城。据说,1986年黄县撤县建市、改名龙口市时,本应将驻地迁到龙口镇一带,但实际并未迁移过去,也就形成了现在龙口市驻地仍在“黄县”的格局。

细究龙口镇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最早是隶属于黄县的一个小渔村,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后来建成了港口码头,海运和商业也就发展起来,名气越来越大。比如,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中指出:在北方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口岸,应设五个渔业港,其中之一就是龙口。再比如,龙口粉丝是明末清初招远人创造的用绿豆制作粉丝的技艺,但因为从1860年起就从龙口港装船外运,慢慢地也就被冠名为“龙口粉丝”了。实际上,龙口当地的那些粉丝作坊,规模与招远是无法相比的。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写到了“芦青河”入海口附近“洼狸镇”的一个粉丝大厂,就其地理位置来讲,应该是在龙口码头附近,而不是在招远。当然,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能这样对号入座。

抗战时期,龙口镇因其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畅达的水路交通,引人注目。1938年10月,中国***政权在这里设立了龙口特别行政区,属于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黄县)管辖。北海专区后被撤销,1940年又复置,辖黄县、蓬莱、栖霞、招远等七县及龙口、长山岛、黄县城厢等几个特别行政区。因此,从行政区划上看,1938年10月之后的龙口与黄县是并列的。1945年8月26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讲到我军收复日寇占领的城市时,就提到了龙口,并说“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2页。。这个地方,抗战胜利后还被改称“龙口市”,直到1950年才重新恢复为黄县所属的一个镇。据说,这里当年不仅有基督教堂,还有日本的领事馆。

张炜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虚构了一个胶东半岛的海滨港口城市,如《古船》中“中等城市”,《柏慧》中“登州海角的一个小城”,《外省书》中的“浅山市”,《远河远山》中的“这座城市”,《你在高原》中的“海滨小城”,《独药师》中的“港口城市”等。对于这些虚构的城市,我们很难与现实一一对应,也不必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但其中有些龙口镇(龙口特别行政区、此前的“龙口市”)的影子,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在《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宁珂遭受诬陷、深陷囹圄之后,岳母闵葵、妻子曲被迫离开曲府,乘坐一辆马车离开“海滨小城”一路向东,到一片海滩荒原上投奔曲府的旧仆人清滆。龙口镇与龙口海滨平原正好一西一东,在地理方位上是对应的。不论是巧合还是作家有意设置,都可以看出故地对张炜创作的影响。

龙口之名始见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版《黄县志》:“龙口墩,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魏国公徐辉祖建。”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名的得来,据说与传说中的蜃龙有关。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一带的地形,会发现它很有点意思。在龙口镇北面,是向西探入大海的屺岛,此岛宽约一公里,但东西长达十公里,并有沙堤与陆地相连。它的内侧海岸线与陆地海岸线连接起来,正好形成了一张张开的大口。“龙口”一名,或许与这一地形不无关系。

这张大口东面,是一片海滨平原。平原近海的地方,过去曾经是茫茫无边的海边丛林。当年,张炜家的那座小茅屋和那片小果园,就在这片海滨丛林里。

在这片海滨平原之上,泳汶河由南向北流过,流向大海;海面东北方向有一座岛,叫作桑岛。据说,这条泳汶河就是后来张炜作品中那条著名的“芦青河”的原型;桑岛也曾出现在张炜笔下。现在,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张炜的一些记述,约略寻觅一些它的变化踪迹。

外祖母告诉他,在他出生前,在他们一家刚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她“每天早晨起来为一家准备早餐,都临时到屋旁林子里取回细小的干枝即可,它们在白沙上覆满一层,全是夜里鸟儿们碰掉的。想想看,那时林子里有多少鸟儿啊”张炜:《张炜文学随笔(辑录之一)》,载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第118页。。那个时候,这片林子的阔大与神秘,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但到张炜记事的时候,林子就只剩下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了。张炜说,那是因为战争和建设都需要木材,再加上后来的开荒种地、烧炭和大炼钢铁等,林子被大量砍伐掉了。其后,又因为发展工业,这片林子被继续蚕食,到了20世纪80年代,林子就只有四五万亩的规模了。参见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4页。随后,现代化、城镇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这片林子很快就被工厂、矿山、港口占领了。到2003年万松浦书院建成时,剩下的林子只有两万六千多亩。可是这两万多亩也难以存留,因为海边的空气和风景又让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垂涎而来,没有几年,这些林子就变戏法一样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呢?是长着荒草的沙滩,是被取沙车挖成一个一个大洞的千疮百孔的沙原;再就是工区、工地、楼房、烟囱,和不知从哪儿汇集而来的阔大的宿舍居住区,人烟理所当然地稠密了,树木理所当然地被排挤了。就连碧蓝的大海也改变了颜色,因为有两个造纸厂正日夜不停地往里排放褐色碱水、往里冲刷纸浆和木材草屑。”张炜:《葡萄园畅谈录》,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页。

他还在万松浦书院一带看到,海边“出现了一片高高矮矮的楼房。从此,与这种建筑标配的丑怪就出现了:吸毒、假币、斗殴、盗窃,应有尽有。它们来了,大群海鸥和鹭鸟就飞走了”张炜:《张炜文学随笔(辑录之一)》,载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第119页。。好在因为建成了一座万松浦,使书院围墙里的一百多亩松林得以保护下来,“成了小小的绿洲”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3—184页。。

张炜是这片故地莽林五十多年变迁、消失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这一沧桑变化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引发了他的深度思考。他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更有时代变迁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在他眼里,接这片林野的毁坏与消失之踵而来的,是环境的恶化、民风良俗的污染、各种丑行的出现、人的道德水准的剧烈滑坡。他进而想到,如果大地精神陷落、民间伦理损毁,人类长期积累、绵绵不绝的悠久历史文化遭受损伤,那么人类的未来就充满了危险与恐怖。于是,这片故地莽野以及由此推而广之的民间大地,就成了他不断回望和缅怀的对象,成了他心目中质朴、纯粹、崇高、圣洁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他判断人与事物是非优劣的标准。

在张炜那里,保护大地还是毁坏大地,远离民间还是回归民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保护大地,回归民间,也就逐渐成了他坚定的、不容亵渎与侵犯的原则立场,成了他所恪守的文化精神的核心。

故土大地上遭受毁坏和日渐消失的,当然不只是这片林野,还有众多的历史建筑、人文遗迹,包括那些金碧辉煌的大庙、赫赫有名的基督教堂以及当年的学校和医院,等等。它们都是一方土地上的文明表征,它们的损毁令人痛惜愤怒、触目惊心。

张炜从一些资料中看到,“有一个官僚资本家在胶东半岛的府邸占地几百亩,抗战时被连夜点火烧掉了——几百年来形成的一片大建筑,连同文化积累,就这样一把火烧掉了。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据说光是字画玩器就堆成了山,慢慢燃烧”。他还了解到,“那个府邸是清代很有名的建筑,现在史书上还有关于它的描绘。当地活着的老人会凭记忆描绘它了不起的规模。总之,好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最后差不多全烧了,而今剩下的只有仆人住的边边角角,改成了当地的一家博物馆——即便是这么小的边角,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气势。仆人的一爿平房,成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主体部分存在,又该何等壮观”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4页。。这座府邸,大概就是《你在高原》中虚构的“曲府”的原型。

张炜痛惜地说:“许多神秘的故事,伟大的人物,不可思议的向往,都随着这片林子一起消失了——甚至没有多少人去记载这一切——它的历史。”“最美好的事物,就这样湮没了。”张炜:《犄角:人事与地理》,《张炜文集》第32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0—11页。

这些物质形态的毁灭和消失,启发张炜不断思考物质与文化的关系,思考人类怎样才能保护这些积累免遭或少遭毁坏。他深深地感到,人类积累物质财富的欲望是极其强烈的,只要给一点点太平时间,它就会迅速膨胀,而要保存这些积累,则难乎其难,因为一定会有邪恶的力量去折腾它、毁灭它,致使一切荡然无存,然后从零开始。

张炜认为,如果没有文化和思想的积累,物质再丰富也会被邪恶的力量毁掉。尤其令人恐惧的是,那些“邪恶的力量”有时还会以“正确”的名义和面目出现。据说20世纪40年代龙口之所以无情烧毁那片寺庙群,原因是担心敌人用它来驻兵。而当年做出摧毁决定的,后来不仅不是罪人,还大多成了了不起的“功臣”。张炜无奈地说:“我们实在难以相信当时没有更好的办法阻止敌人,而非要放一把大火不可。”张炜同时看到,这种反文化、反文明的“正确”行为后来似乎成了常态,时有发生,“它一直烧到后来很久很久……”参见张炜:《葡萄园畅谈录》,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31页。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思考,张炜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物质主义保证不了物质的存在,而一定是思想和文化的力量,最后保护物质的积累”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版,第185页。。那么,思想和文化的力量何在?张炜认为它们来源于大地民间,来源于可贵的人文精神。

张炜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当今世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这与张炜生长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耳闻目睹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片土地不仅给他提供了写作资源,也赋予了他精神底色,那就是热爱自然、守护大地、植根民间,那就是十分警惕物欲横流对自然、社会、人的心灵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并用文字表达自己坚定反抗的决心。

正如张炜自己所说:“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经历,而作品面貌的形成,自然会有更大的关系。我有一段长长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时光是那样度过的:沉浸于大自然,有时四处奔走,有时个人独处……我有机会对自然万物更亲近一些,所以对于童话世界格外向往。反过来,我对于人流熙熙攘攘的、极其实用主义的、商业和物质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常常有自己强烈的不适应感。这种种感触和心绪不能简单地表达为愤怒,也不仅仅是惊愕,因为有时还会涌现出一些特殊的悟想,一些不能回避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很可能构成我个人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使我的人生和创作具有了某种不同的内容。”张炜:《穿越理性的筛子——在香港电台的访谈》,张炜:《午夜来獾——张炜2010海外演讲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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