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说称之为无条件的做法，是违背理性的。

——安德烈·马尔罗：

《虚幻之镜》Ⅱ《绳与鼠》

马尔罗传：幻梦与真实世界名人名传

忠于崇高的同路人

我身边这位坚信命运至上的杰出朋友，让我觉得在他的陪衬下，自己平庸至极。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Ⅰ

《重生，1958—1962年》

安德烈·马尔罗20年代曾与殖民主义作战，1934年又在“西方革命作家”的前列，为反对资产阶级而战。这些革命作家都指望苏维埃作家能促使“出现众多莎士比亚的文明诞生1”。1933年，马尔罗在《人的境遇》获龚古尔文学奖时，大胆面对新闻纪录片的摄影镜头说过：“让那些先有政治热情——无论这份热情有多么高涨——再爱好崇高的人，早点儿放弃这部不是为他们写的书吧2。”的确，马尔罗和戴高乐将军的首要共同点就是热爱崇高，将军和马尔罗一样深信个人意志能使人出类拔萃。指引马尔罗走向戴高乐主义的，正是对活力充沛、行动意志和思想自由的崇尚3，尽管这个主义并不是一门学说。保卫戴高乐主义的人们确实未曾忘记，曾经有一位头脑清晰的戴高乐主义者在伦敦说过：“这个思想行囊轻便易携，我们期待这个主义常存4。”

法国被德国占领初期，曾有一封密信提到马尔罗为某个反叛将军服务的事，实属子虚乌有5，也绝对不符合他在蓝色海岸，面对拜访他的抵抗运动分子时坚守的言论。克洛德·布尔代（作家、记者）、罗热·斯特凡纳（作家、记者、抵抗运动分子）以及其他人都明白，这位既没有武器又缺乏资金的西班牙共和体制的保卫者，只是认为，抵抗分子刚刚兴起的运动“形同浮沉，有勇气但缺乏武器装备6”。让-保罗·萨特巡访卡普戴尔以后，告诉西蒙娜·德·波伏娃，马尔罗打算“依赖俄国坦克和美国飞机赢取战争的胜利”，并说，自己不能对马尔罗“只需一个首领7”的观点苟同！然而这并不是马尔罗1943至1944年间的作品在巴黎场景上发挥的效应。从1940年11月《希望》和《轻蔑的时代》被列入奥托（纳粹）的黑名单起，处在“被德国侵占时期的巴黎艺术家生活核心的，却是萨特和他的海狸（德·波伏娃）。节日期间总有一些奇形怪状、供人取乐的演员，在这里受自发聚集又有创意的主人支配8”。此外，德国宣传控制机构的负责人也感到惊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伴侣常在花神咖啡馆出没，竟说从未见到过一个德国人，而自己却能在这个“普通街区”每周看到他们两次9。

马尔罗部长嘲笑思想敏感的流派，因为他记得被德国占领期间的萨特形象。而马尔罗本人，显然避开了那个时代数不清的污点。他当时属于被吕西安·勒巴泰（作家）愤怒追赶着，和其他笔杆子一起进入行动受限制的人群10。德里厄·拉罗谢尔（参加过一战的作家、记者、评论家）曾在1943年夏季写道：“马尔罗自不再与布尔什维克为伍并被完全免职以来，就生活在乡下，打发孩子们与妻子一起在两个平庸的犹太人那里周旋，他则撰写劳伦斯生平。他可能是在借此为自己背离****，坚持戴高乐主义的中立立场辩护11。”西班牙共和政体的这位上校，显然立足于“当时诸多知识分子遵循的曲折道路上的迂回立场12”。

进入戴高乐主义

安德烈·马尔罗1944年春季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时，并没有什么地方吸引戴高乐，因为马尔罗是通过法国抵抗运动在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的关系网加入抵抗运动的，他的兄弟克洛德和罗兰都在那里工作并牺牲13。然而他带头参与阿尔萨斯-洛林旅1700人的行动14，不得不让这位战斗的法兰西首领欢欣鼓舞，这位首领希望的正是集结人群，欢迎大家进入抵抗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开双臂欢迎一位以往的***同路人，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政治行为，尤其是马尔罗1945年1月在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挫败了这个与***控制的国民阵线合并的举动以后15。马尔罗成功动员了250票，反对***在119名民族解放运动成员中提出的动议，宣称只能用“和***同样的章法”为代价，才能持续动员抵抗运动分子的力量。他的这个立场，使他与被工人阶级政党迷惑的，几乎所有文化知识界人士都产生了隔阂16。

在临时政府总统（莱昂·布卢姆）办公室主任加斯东·帕莱夫斯基的带领下，招聘这位前革命者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此人坚信这个政府是“解放运动和抵抗运动的政府17”。马尔罗与夏尔·戴高乐1945年7月18日进行了首次谈话18，打开了他被任命为技术顾问的入口。马尔罗获得莱昂·布卢姆身边的这个位置19，是在8月16日以后。这位战斗作家认为自己“首次站在了‘宏伟历史画卷’的面前20”。他将用一个季度的时间，负责舆论测验，探讨借助视听设备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可能性。这正是他1947年和1974年要论证的题目。

政权中的两位作家

安德烈·马尔罗和夏尔·戴高乐命运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他们在用道德行动，对崇高进行不懈的探索。这位年轻作家在《西方的诱惑》中已经提到“在现实世界完成我们梦想行为”的可能性，然而却“模糊感觉到，我们并没有实现这些行动，只是具有实现的能力”。马尔罗进入现实世界，是在戴高乐将军在圣-多米尼克街重新整顿国家的战略部的时候。他的行动能力因替换雅克·苏戴尔被任命为新闻部长而增强；他在相隔一个世纪以后实现了巴尔扎克透露给汉斯卡夫人的梦想，通过政权进入了政权。安德烈·马尔罗1945年11月22日在一次新闻界的会议上重申了“作家面对政治的责任21”，他的新闻部能运转自如的原因，在他的秘书长雅克·沙邦-戴尔马那里。此人曾是阿尔萨斯-洛林旅的年轻将领，也曾是财政部的督察员。不过，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雷蒙·阿隆还是回忆道，马尔罗“比我还弄不清楚国家政权该如何运作，后来在区别法律、法令和决议上也几乎是一无所知，完全外行22”。他对定额分配各报纸的纸张问题没有任何感觉。阿隆还对我肯定地说，马尔罗在外省有过的切实行动，全都是由新闻部派赴各省的代表完成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各地，甚至在外国，在外交部的边缘地带都安排有记者23”。他60年代还在考虑继续在奥塞码头（外交部所在地）的边缘活动。这位青年部长尤其能容忍财政部试图拨发给他的匮乏资金，尽管钱少，他仍旧满心欢喜，在1945年12月30日宣布24，要真正启动复兴法兰西的电影事业。他的作品《希望》的电影版本《特鲁埃尔山》，还荣获了1945年的路易·德吕克奖。他很乐意充当技术部长，可是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考虑过进入任何地方选举，虽然他很快知道本该早些知道这件事，然而却错过了时机，因为这个政府的存在时间，只从1945年11月21日维持到了1946年1月20日。

马尔罗让自己在政府的60天里，保留了“在对立派中间持续斗争”的印象。他审慎行事，在这段部长生涯中，把可能发生的冲突都委托给了几个合伙人处理，而他们却没有起到他能够在最终裁决中发挥的作用。马尔罗想要继承文化的思想当时只停留在人民阵线的知识分子范畴。他希望在1958年以后做的事情，1936年9月便做出了解释：“所有人放在文化这个词汇下面的命运，都要坚持一个理念：把命运改变为信仰25。”但是这个崇高理想，却在财政预算现状面前，在多数持怀疑态度的对话者中受挫。国务部长并不愿意经常抓住爱丽舍总统府不放，而皮埃尔·莫瓦诺却错误地认为，文化部长的财政预算是“在他和将军之间直接协商得来的26”。其实将军很少介入这种事，摄影镜头直到1965年，还抓住将军对布尔热文化宫造价（相当于建造25公里高速公路的经费）的话题不放，而当时面对这个灯塔计划的财政预算在不停精打细算的，只是财政部长27。

反对极权的戴高乐主义者

安德烈·马尔罗于1945年11月17日被认可为解放运动的同路人，因为他把阿尔萨斯-洛林旅打造成了一支精英部队，给志愿者提供了经周密思考后树立的英勇典范28。贝尔热上校（马尔罗）成为戴高乐将军的忠实拥戴者以后，不断对将军加以颂扬：“这个人在这个可怕而慵懒的国土上，维护着梦寐以求的不可战胜的荣誉29。”马尔罗本希望1946年1月自己离任新闻部长会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30，并做好了这方面的安排；然而将军却最终选择了沉默31。这位将军的同路人1947年春拒绝在泰布街当初的小小办公室露面以后，就全身心融入了法兰西人民联盟（PRF）的工作，因为先前“承诺的任何行动资金都没有到位32”；而他的戴高乐主义信念却“完全是彻底反极权主义的反应33”。他成为国家代表进入宣传机构之后，便豪华气派地进驻了位于歌剧院广场的两套宽敞公寓，他每周六天从上午9点45到晚上8点都在办公室工作。他的团队重新集结了布里吉特·弗里昂等几个在集中营幸免于难的人，还招来了在以后漫长的部长传奇中，三个被“拖进来”的人：皮埃尔·朱耶、1940年的炮兵中士阿尔贝·伯雷和团队的老成员乔治-诺埃尔·卢贝，后者于1944年6月28日处决了法兰西国家宣传部长菲利普·昂里奥34。至于雅克·博梅尔和雅克·苏戴尔在被警察所困，没有在纯洁、忠诚和个性上得到尊重时，马尔罗选中他们成了自己的合伙人，因为他感觉自己和他们“在思想上心心相印35”。然而他却因为自己不在场还有朋友们的庇护而难得接近他们36。他只希望朋友们做到忠贞不渝，无可挑剔。他成为第五共和国的部长后，还想继续这样整日工作，但是已经远不如40年代中期精力充沛。

1958年的五月阴谋（推翻第四共和国）和国民议会的选举，使夏尔·戴高乐成为第四共和国议会的最后一任议长，他重新任用马尔罗担任新闻部长。有重大意义的是，就在马尔罗被任命的第二天，即6月4日，《世界报》就摆脱了从1958年5月26日以来一直对这份报纸实施的新闻预控审查：马尔罗从本质上保留了自由人士的形象。他接近60岁时，对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宣布：“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国家重生。”雅克·福韦（记者、《世界报》总编）认为，把高雅艺术归于戴高乐将军37，是符合马尔罗新闻要有高品质的愿望的，那时还没有人否认过马尔罗反对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系统酷刑的愿望。

在纷纷扰扰的年代里，占据北非的不是文化，而是进行中的无名战役。然而戴高乐将军还是在阿尔及尔法语联盟成立60周年之际，颂扬了民族希望的两个防波堤——一把折断的剑和法兰西思想，并在这个“跨越政治，超越常规”的机构（存在于世界各地）诞生75周年之际，向法兰西思想和智慧致敬38。戴高乐1945年在外交部建立了文化关系总部，在他看来，马尔罗毋庸置疑能在法国超越日常琐事，使文化事务具体化。尽管戴高乐对马尔罗重新投入了全部信任39，而马尔罗对戴高乐而言，首先是驱散重重阴霾的助手：马尔罗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将军能把一个部的职责交给马尔罗，也能接受由总理们去裁决预算的优先权。将军本人很少介入推动文化预算的事务，除了在得知他的朋友健康出问题的年代，介入了几个重大工程。

政权的魅力

作家马尔罗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参与了历史上的冒险行为，也为自己身居权力机构，能与地球上的伟人相遇而兴高采烈。他为那些“心里装着别人并照他们的意愿创造历史的人40”而着迷。他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他在创作中美化了冠以这些人名的谈话和作品：甘地和尼赫鲁，毛（泽东）和斯大林，肯尼迪和戴高乐。他愈是探索愈是疑惑是否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人通过这个机制就有办法瞬间控制历史，让超越自身命运变为现实41。他与夏尔·戴高乐显然已经分享了这个超越命运的观点。他记得将军在进入解放后的巴黎时曾惊呼：“我们所有人都感觉，这里的分分秒秒都超越了我们每个人平凡的生命。”将军在1944年10月14日的广播里反复重申：“我们生活在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她的孩子也该足以因她而伟大。”

马尔罗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捍卫了走向和平的进程；他认为脱离殖民化的发展是必然的，因为在亚洲已初见端倪。他从1925年开始揭露被奴役的印度支那所遭受的苦难，十年后，他为安德烈·维奥利斯的《印度支那在呼救》作了序42。马尔罗在1946年只字未提戴高乐主义派的海军上将阿尔让里厄的选择，但是指出了他的局限性，因为这位上将把胡志明判定成了“滑稽的长者”43；1948年，马尔罗并没有反对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年鉴》里记载了发生在保卫“过时的殖民主义和放弃犯罪之间44”的王家行动，就算这样，马尔罗也没有被人看作是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者的支持者。作为将军地道的同路人，他有时会走在将军前面。在拉丁美洲，他坚信在戴高乐政权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并没有在阿尔及利亚出现酷刑，尽管以后又有酷刑发生45。皮埃尔·莫瓦诺在马尔罗赴巴西利亚的飞机上，听到他这样说过：要说清楚的是，人民在将军的行为准则中必须有自由选择46。莫瓦诺还确定自己在马尔罗弥留之际，听过他这样的说法：“阿尔及利亚会是法兰西的，就像法兰西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样。但是你们要小心谨慎47！”马尔罗1958年10月21日产生幻觉时，还曾给他的朋友加埃唐·皮康斗胆写信称：“说不定我们会在阿尔及利亚赢得更好的地位48。”

非殖民化的拥戴者

当夏尔·戴高乐宣称自己可能在阿尔及利亚获得勇者的和平时，他的部长马尔罗却在一次午餐会上因饮酒过量，脱口冲出了满脑子的想象。那是在和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卢贝聊天时，他说自己梦想穿上银色的连身衣裤49，拿着谈判文书，在阿尔及利亚上空跳伞！这可能也是他向《快报》合作总编弗朗索瓦丝·吉鲁陈述的最终结束阿尔及利亚悲剧的计划；吉鲁发觉这个计划如此荒谬，只有马尔罗才想得出来50。共和国总统1960年9月确定的自决权进程对马尔罗来说是很好的途径。在安德烈·马尔罗坚信阿尔及利亚是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时，阿兰·佩尔菲特（政治人物、作家）引证道，摆脱（负担）必须战胜（与殖民主义的）共享51。部长的合作者或许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部长立场，才注意到米歇尔·德勃雷总理宣布过的禁令，是与《121人宣言》签署者（宣告不屈服的权利）的立场相悖的，因此在执行时并不十分严厉52。这份宣言感叹“希特勒的秩序被摧毁15年之后，法国军国主义竟然恢复酷刑，并在欧洲重新立法53”，宣言签署者的基调是以马尔罗和萨特在1958年4月署名的抗议书。他们中的某些人作为文学艺术界的客人，曾于1965年2月被共和国总统府邀请过，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家）曾利用这个场合说明，宣言的目的正是帮助戴高乐“摆脱可怕的军国主义行径54”！

国务部长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谈论的和梦寐以求的是行动。政府秘书长描绘了他在阿尔及尔内战期间的形象。马尔罗承认自己缺乏信息，却仍旧最为激进：“要和拉盖拉德和他的人做个了断。”马尔罗在以上开场白发表四天以后的1960年1月29日，认为反对军人阴谋就是“不要和***员纠缠在一起，要依靠人民群众；如果有可靠的部队，还应该投放在阿尔及尔55”。将军们发生叛乱时，文化部长冲进内务部，遇见了戴高乐刚刚寻求帮助的法国人，德勃雷总理则招呼这些人朝机场方向行进，堵截误入歧途的叛乱分子。总统在1961年4月23日夜至24日，揭穿了四分之一退休军官和部分盲从军官的行为后56，便去就寝了，马尔罗则还在幻想能出来一支坦克部队：他相信自己有权弥补“内务部和战争部之间”的恶劣关系57。他后来写道，自己可以组织装备，可以武装志愿者以取代警察和巴黎懒怠的部队。他会去控制市长那里的每一次警报，包括三次假警报。不漏掉一个疯子。志愿者要在凌晨5点恢复市民身份，他会按西班牙的拂晓时光回家，那会是完成任务后奇特又平常的拂晓。

这位原（西班牙）人民阵线成员的反应，让大部分国会议员感到困惑，他们没少把马尔罗的那些反应判定为违反理性的表现。在法兰西人民联盟生存期间，苏戴尔团队在索尔菲利诺街公开表示了对马尔罗宣传团队的不屑，这些宣传员“被指责为常常混淆战争记忆和政治目标，把好同志和好候选人混为一谈58”。国务部长绝不会忘记自己在1958年7月，如何因关照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名游击队员，失去了新闻部长的交椅；他有时痛苦地感觉自己不能严格控制情绪。他希望自己成为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59，却浑然不知在这方面谈判的真实情况。勒内·布鲁耶、乔治·蓬皮杜和贝尔纳·特里科在和平道路上行进时，根本没想过去利用这位代言部长的天才。

非洲独立的使者

马尔罗希望将自己的行动延伸到联合非洲国家，并雇用了海外法国的高级官员埃米尔·比亚西尼60。马尔罗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摆脱殖民化而欢欣鼓舞，当然也在好几个独立庆典上介绍了法兰西。1960年夏天，人们在几个非洲的新首都听到他气喘吁吁、语调夸张地认定61：“一个时期结束了。这不是转让权限，而是转交命运。”马尔罗和让-马塞尔·让纳内（政治人物）一样，在考虑阿尔及利亚的出路是协商解决问题时，赞同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称谓。对马尔罗来说，鲁斯协议比埃维昂协议先行一步，像是终于放下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让他看到了胜利62。米歇尔·德勃雷总理在心酸地重提胜利这个说法时却强调，这只能说是针对我们的胜利63。可以肯定，1958年4月，在促使马尔罗签署反酷刑呼吁书的战线上，他本人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中感受到了自由。他甚至还到纽约宣称，必须支持当地军人：“法兰西选择了自主权，因为她选择了正义，但是正义并不是抛弃无辜者，也不是背叛忠贞者64。”皮埃尔·维达尔-纳盖在马尔罗的这个言论发表几个月后认定：当地军人不必为我们的错误买单了65。

安德烈·马尔罗在第五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完全接受了总统的经验主义观点：即使我们为海军扬帆的出海和出海时间深感歉意，也还没有超越现实而有价值的政策！他甚至同意了总理米歇尔·德勃雷的体制取向，因为总理认为虽然思想意识过时了，国家却依然如故，而国家应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66。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让马尔罗感到满足，他评价将军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在他眼里，即使是波拿巴，那位首任执政官的成就都大为逊色。他毫无保留地赞赏戴高乐：“（他把我们）从那个地狱般腻味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拉了出来。他让我们摆脱了百年殖民的幻觉时代。他让我们在1958年摆脱了第四共和国，让我们在刚才脱离了他的政治组织。他壮举辉煌，如结满硕果的苹果树。请相信他的想象力吧67！”马尔罗在保卫新共和联盟-劳工民主联盟的一些会议上宣称：“其他人的身后是自己政党的历史，我们的身后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68。”马尔罗的言论，对于既未转向梦想纳税选举制的时间到来的名人，又未转向相信意识形态天堂的军人来说，都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他的言论自法兰西人民联盟创建以来，都是面对人民大众，面对晚上6点钟的地铁的！抵抗联盟的领导人依靠这位老革命者，吸引了以前为***和社会党投票的选民。何况，左派戴高乐主义的选民，还根据年代和选举类型，代表了200万到300万之间的选票69。这是推动左派政党的负责人揭示这位进驻法兰西人民联盟宣传部门原代表的理由之一。然而，当***领袖马塞尔·塞尔万1958年解释说，底层人民都相信戴高乐有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冲突70时，证明马尔罗这位反殖民主义者离左派民众并不遥远。

左派戴高乐主义者的参照形象

马尔罗虽从未参与过左派戴高乐主义的行动，却成为这个主义真正可参照的形象。然而，他为第五共和国1967年国民议会选举分配正式提名候选人时，和另外8个人在行动委员会里占有了席位71，然而“对一个尚未完善和脆弱的组织来说，领导人还是过多了”。马尔罗1966年从严重的抑郁状态中恢复以后，投入了《反回忆录》的写作。他只在有两名候选人的选区为他们做过辩护，在新建的坎佩尔市政厅为埃德蒙·米舍莱做过6分钟的发言，对记者发表了两项声明，其中一项关联到他的文化部问题72。他还为路易·瓦隆，那位准备让工薪阶层在工作单位受益的修正案作者73，去了萨塞尔市的莫里斯-拉瓦尔电影院，做了约9分钟的演讲74。不过，在83名左派戴高乐分子候选人当中，仅从7名老板和60名管理人员或自由职业者当中数出了1名工人和1名职员75。于是我们更加清楚马尔罗对选举争斗漠不关心的原因了：他对这种类型的斗争毫无兴趣。

部长马尔罗在对多数人来说十分困难的1967年国民议会选举前夕，宁愿到佩里戈尔待上3天，再次观赏拉斯科洞窟，他打算在准备搁笔的新书里提到这个洞穴。部长在政治方面一直保留着一个明显嗜好：与戴高乐将军在高层对话，他总感觉有东西要向戴高乐汇报。然而总统好像很少给他下达个人的书面指令；在作家马尔罗的文档里，我只发现了总统关于朗格勒教堂彩绘玻璃窗的一条指示：“亲爱的朋友，我强烈推荐您办理此事。这是在上马恩省的教堂啊！致最真诚的友谊。夏尔·戴高乐76。”

部长会议上的预言者

马尔罗有时在部长会议上说话的姿态，“就像坐在三脚座凳上的女预言家77”；米歇尔·德勃雷在提到马尔罗时说，他的发言从1945年开始就混杂着“闪光点和象征晦涩的内容78”。第一部有关马尔罗政治生涯的传记认为，马尔罗在爱丽舍宫的400来次会议上，都是“一个相对被人忽略的普通人物”。他的老伙伴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发现“他的话虽不多，却言简意赅，甚至神秘莫测”，而且他只有在赞同将军的论断时，才从保留的状态中走出来79。后来，一位记者回忆说，将军倾听马尔罗说话时态度冷静，而农业部长或邮政部长却全都“听得晕晕乎乎，只觉得有白鹮在沉睡的金字塔上空盘旋，或者，看见在泰姬陵阴影里发表预言的小乞丐在他们眼前晃动80”。阿兰·佩尔菲特有记载说，马尔罗“在部长会议上几乎不开口”，只在他叙述《蒙娜丽莎》的美国之行那天，才发现他神采飞扬81。他欣然指出，马尔罗爱说俏皮话，总统只能依据这些俏皮话来评价自己的这位同伴。从马尔罗强调的“有时必须召唤能人”的说法来看，歌剧院40年来第一次将由一位音乐家出来挂帅了82。马尔罗1964年9月9日语调深沉地说，法兰西要成为“世界上唯一准予艺术家进入社会保险的国家”，他们从此就可以靠艺术为生了。戴高乐将军听后立即表现得像每次“说法兰西在某件事上是数一数二的国家83”一样开心。1964年12月26日的法律确实让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在疾病、生育和死亡保险上都得到了好处；这个狭长的名单证明了财政部的关注使艺术这个传统领域得到了维护84。

爱丽舍宫里与国务部长比肩的人物，都明白部长不像第三共和国的国务秘书，那些传统的管理者一样考虑问题，而是把自己当作国家命运的工具进行思考。雅克·希拉克（1995—2007年的法国总统）这样描述他：下巴埋在一只神经质的手里，“像是在打盹的样子，倾听人家说话85”。照莫里亚克·舒曼的看法，他能全身心埋头于文件，“钻进他负责的事务细节86”。时任军事部长的皮埃尔·梅斯梅尔记得自己与外交部长交谈时，后者曾用被感动的语气说“不必非议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这位军事部长也特别喜欢部长作家的写作，那些故事“让人想到史诗般的小说”，尽管有某些让人费解、离题万里的地方。他还指出，即使自己这位作家同事能承担军事事务，也“不会去干预公众和部长会议的87”。总统府最后一位秘书长这样描写：“人们或许更喜欢马尔罗多多干预，但他往往沉默寡言88。”或许正是这个沉默的态度才让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说，戴高乐与马尔罗在二重唱中做到了互补。马尔罗在“自己的”将军辞职后变得更为木讷；他在阿兰·波埃（1969年接替戴高乐的代理总统）主持的首次会议上，缄口无言，表情“神经质并若有所思”，时任外交部长的米歇尔·德勃雷却言辞激烈，向那位代理总统发飙道：“法兰西在星期天面对世界，经受的是失败89。”

乔治·蓬皮杜的谜一般的对手

部长在爱丽舍宫、办公室和在旅行中一样，只愿意做将军的部长。他抱着这种想法，于1962年为修正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做了辩护。在夏尔·戴高乐“通过全民普选成为不露面的当选者”后，部长认为不可能“再有人跌入权贵制度”，他认为改革还不够彻底：“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彻底。只有民众成为世界的主人后，历史才会呈现出其他色彩90。”罗兰·马尔罗的儿子阿兰甚至在某个晚上，听到几乎是父亲的这个人，向他吐露了不能告诉总统的隐情：“将军只有一位真正的继承者，那就是我91。”然而，无论是戴高乐主义的巨头们还是乔治·蓬皮杜，都从未想过马尔罗会担任这个角色，再说，未来的总统蓬皮杜，还准备在1965年毛遂自荐候选人资格呢。戴高乐总统在部长会议上发生的几次记忆空白，都给了马尔罗表达意愿的机会92。记录他人生的书籍印刷出版了300万册93，而他的计划却不得不推延，因为将军也决定自荐为候选人。马尔罗在蓬皮杜离开马提尼翁总理官邸以后，才在1968年7月向这位已经疏远的朋友抛出此言：“康塔勒的议员先生，干杯，祝您好运！”先是总理后来是总统重要顾问的皮埃尔·朱耶觉得其实人们应该从未忘记，60年代法兰西的命运关联着戴高乐、蓬皮杜和马尔罗这个三角定位94。

对文化部长来说，不可能在没有戴高乐的情况下保留戴高乐主义；部长在1969年4月的最后一次公民投票上直言不讳，肯定了这一点。一位左派戴高乐主义者甚至记得，马尔罗曾催促前总理宣布，如果将军离任，自己就不再继任候选人：缄默不语就是在做相反的招认。马尔罗占上风以后，便着手推动了一个摆脱高尚和乌托邦的恰当的戴高乐主义95。马尔罗曾疏远戴高乐，主要因为听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说过“您十分清楚戴高乐将军是个爱空想的人”，这句话促使他对贝尔纳·特里科说：大势已去，该落幕了96！

没人能否认这位戴高乐伙伴部长的傲骨，证人们追忆他的真实作用时都十分谨慎。部长的一位主要合作者坚决否认他是文化上的糊涂虫，回忆他是在“以工匠的激情处理文件”，“用小孩子的专注97”细心工作。然而不能肯定，从一个审计法院的人嘴巴里吐出来的对部长幼稚举动的回忆，是否真的是赞扬。米歇尔·德勃雷也用同样的意思提起过1945年秋天，马尔罗一边按键，一边发现部级之间的通话竟有如此魔力！马尔罗这个人“向往法国文化，认为戴高乐将军胜过大部分人，然而他看待将军用的只是自己的方式”，许多戴高乐分子都在利用总统儿子上面的这段话9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还是对马尔罗的政治表现有所怀疑。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将军对他的慈爱。戴高乐认为，他的部长是位了不起的作家，因为他让自己了解了造型艺术世界。戴高乐曾对米歇尔·德勃雷说，自己的兄弟奥利维耶的绘画工作得到过马尔罗的夸赞：马尔罗跟我说他画得不错99！而总统却几乎一贯小心谨慎，在布尔热欣赏考尔德壮美的固定雕刻之作和比希埃、阿尔普、米罗等人的作品时，不过就夸赞了这么两句话：布局完美，形成了激动人心的整体100！

第四共和国议会的最后一任议长戴高乐，曾在1958年9月4日发言宣布全民公决建立新共和国体制之前，让朋友马尔罗注意“活跃活跃气氛”。这位被委任的部长“以他感人的语调，讲究的仪表101”震撼了全场。谁也不会忘记他对共和历政体第二年（1794年）士兵的精彩回忆，那些士兵曾以自由的名义震撼宣布了与共和国和历史的约会，让全欧洲载歌载舞。然而很多听众仍旧感觉不适，因为马尔罗还像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时那样，继续“在驰骋地狱的列车上、意想不到的岔道上，在晦涩的省略、费解的趣闻逸事和略微明了的隐喻里102”侃侃而谈。与他交谈的人经常只能捕风捉影，抓住几个令人迷惑的句子，谁也无法控制他闪烁其词的谈话所形成的反响和这位若隐若现的政治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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