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化为空气》又名《美国天才医师的生命笔记》，它是是美国作家保罗卡拉尼什创作的励志文学，主角保罗，全文讲述了2013年，在人生道路上本十分成功美满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

医学院的第四年，我看着很多同学一个个选了要求不那么高的专业(比如放射科或皮肤科)，并申请了住院医生。我对此困惑不已，搜集了好几个顶尖医学院的数据，发现趋势都一样：读完医学院之后，大多数学生都倾向于选择有利于“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专业，上班时间比较人性化，工资比较高，压力比较小。他们在申请医学院时写就的雄心壮志，要么打了折扣，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临近毕业，我们按照耶鲁的传统，坐下来，修改我们毕业典礼上要说的誓言。总之就是希波克拉底32、迈蒙尼德33、奥斯勒和其他几个伟大医学界前辈名言的合集。有几个同学争论说，应该去掉把病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句子。(其他人不允许，讨论没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些话没有去掉。在我看来，这种自我中心论是完全与医学精神相悖的，但话说回来，也是完全合理的。的确，这世上99%的人选工作都是这样的：薪水、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事实本来就是如此，选择工作的时候，当然要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哪管什么使命的召唤。)

而我呢，会选神经外科。这个选择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究其发端，是一天晚上，刚刚走出手术室，在一间病房里，我带着默默的敬畏，听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与病人父母的谈话。他们的孩子长了个很大的脑瘤，那天晚上刚送到医院，说是头痛。医生不仅跟他们详细讲述了临床上的一些信息，也充满人情味地表达了对这种不幸的同情，并为他们提供了指导。恰巧，孩子的妈妈是一名放射科医生。肿瘤看上去是恶性的，妈妈已经研究了扫描结果，现在她坐在日光灯下的塑料椅上，完全崩溃了。

“好了，克莱尔。”医生轻轻开了口。

“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吗?”母亲打断了他，“你觉得是癌症吗?”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就是你的生活即将改变——已经改变了。这是一场长途旅行，你明白吗?你们必须相互陪伴支持，但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好好休息。这种病要么让你们更团结亲密，要么让你们彻底决裂。所以，现在你们要给彼此前所未有的支持和陪伴。我不希望你们中任何一个整夜待在床前或者守在医院不走，好吗?”

他继续说起手术计划，可能的结果和预后，现在需要做什么决定，需要开始考虑但不用立刻就做的决定，还有他们暂时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决定。谈话结束时，一家人并不轻松，但看起来似乎可以面对未来了。我一直注意着两夫妻的脸，一开始毫无血色、呆滞迟钝，几乎是神游天外，后来神情越来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儿的我突然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所有的医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经外科医生则在为病人保命与保住个性之间备受煎熬：每一次脑科手术，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对自身本质的一次操控;每一次和经历脑科手术的病人谈话，也都迫使我们直面这个现实。另外，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脑科手术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戏剧化的事情了，是一件会对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如此的紧要关头，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愿意用失去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默默无声地度过余生吗(也许你要替自己的母亲做这个决定)?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愿意右手丧失行动能力，来停止抽搐吗?你到底要让孩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呢?因为脑部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任何神经上的问题都迫使病人和家属去思考(理想的状况是，有医生指导他们)：到底是什么，才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而值得一活?

神经外科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这里没有宽宥，必须追求完美。我想，这就像古希腊“arete”这个概念，是一种道德、情感、思维和身体上都至臻卓越的美德。神经外科似乎提供了最艰难的挑战，也最为直观地面对意义、个性和死亡。神经外科医生的肩膀上负担着沉重的责任，同时也是精通各个领域的“多面手”：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神经内科、放射学。我意识到，不仅要训练思维和双手，还有眼睛，也许还有其他器官。这想法来势汹汹，令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许，我也能像那些博学通才一样，跋涉在情感、科学和精神难题最茂密的荆棘丛中，找到出口，或者杀出一条血路。

医学院毕业后，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去加利福尼亚开始住院生涯。我在斯坦福，露西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正式成为过去，我们要真正承担起责任了。我很快在医院交了几个好朋友，特别是和我同期的住院医生维多利亚，还有比我们早来几年的血管外科住院医生杰夫。接下来七年的训练生涯中，我们将一起成长，一开始只是见证医院里戏剧化的一幕幕，到后来自己开始担任其中的主角。

第一年的住院医生，在生命与死亡这样厚重的背景下，真可谓卑微如蝼蚁。不过，就算这样，工作强度也是巨大的。第一天到医院，住院总医生就对我说：“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不仅仅是最好的外科医生，我们也是整个医院最好的医生。这就是你的目标。让我们为你骄傲吧。”科主任经过病房时说：“吃饭的时候记得用左手。你要学会左右开弓。”年资比较高的一位住院医生说：“给你小小提醒一下，总医生正在闹离婚，别跟他聊闲天。”带我的是个很开朗的医生，本来应该给我一些说明和指导，却只是交给我一份四十三个病人的名单：“我只需要跟你说一件事：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伤害，但他们无法让时间停止向前。”说完他就走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没离开医院，但不久以后，这些堆积如山、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文件工作，只需要花一个小时就能轻松解决了。不过，医院工作中，你归档的文件可不仅仅是文件，而是各种各样充满风险与胜利的病例。比如，八岁的马修，有一天因为头痛来看医生，结果发现下丘脑附近有个肿瘤。下丘脑控制着我们的基本需求：睡眠、饥饿、口渴和性需求……那附近的任何肿瘤如果不及时彻底地处理，都会让马修的余生生活在化疗和更多的手术之中，头上还需要插着导管过活……简单来说，会毁了他的童年。完全切除肿瘤就能避免上述情况，但可能有损伤下丘脑的风险，让他染上暴饮暴食之类的毛病。手术开始，医生从马修的鼻腔里伸进一个内窥镜，钻开他的颅骨。进去以后就看到一个清晰的平面，切除了肿瘤。几天后，马修就在病房里活蹦乱跳了，还从护士那里偷糖吃。他准备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很开心地填着他那似乎永远也填不完的出院手续。

我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发生在一个周二。

八十二岁的一个老太太，身材娇小，自己收拾得很整洁，是普外科最健康的人。而我在普外科实习了一个月。(验尸的时候，病理医师得知她的年龄很是震惊：“她的器官年龄只有五十岁啊!”)她住院是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的便秘。我们等了六天，希望她的肠子能自行恢复。希望落空后，我们做了个小手术来进行治疗。周一晚上八点左右，我去病房查看，她神志清醒，状态良好。我一边和她聊天，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日工作计划，把最后一项(“术后检查，哈维太太”)划掉。我该回家休息一下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电话响了。病人不行了。几个小时前那种略带官僚主义的志得意满突然被撕得粉碎，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连珠炮似的发布指令：“一升盐水静脉输液、心电图、照胸片，马上行动——我在去的路上了。”我给住院总医生打了电话，她告诉我还要多做一些检查，等我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再给她打电话。我冲到医院，看见哈维太太呼吸困难，心跳加快，血压陡降。无论我做什么，她也不见好转。而当时我是唯一在值班的普外实习生，呼机一直在震，有些信息可以忽略(病人需要安眠药物)，有些没法不管(急诊室病人主动脉瘤断裂)。我手忙脚乱，如同溺水的人，万事缠身，黔驴技穷。哈维太太仍然没有起色。我安排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拼命给她灌药输液来保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狂奔在急诊室那个面临死亡威胁的病人和重症监护室那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之间。凌晨5：45，急诊室的病人被推往手术室，哈维太太的情况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动用了十二升点滴、两个单位的血、一台呼吸机、三个血压增压器，才得以维持她的生命。

等我终于走出医院，已经是周二下午五点。哈维太太仍然不见好转，也没有恶化。晚上七点，电话又响了，哈维太太昏迷了，重症监护团队正在尝试心肺复苏。我又狂奔回医院，她再次死里逃生，真是命悬一线。这次我没有回家，只是到医院附近去吃了晚饭，以防万一。

八点，手机响了：哈维太太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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