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艰难的制造》的最后，在把“艰难的制造”这个主题阐发得淋漓尽致之后，阿耐没有给读者一个美好的结局，虽然柳钧的个人生活可以很美好，但他的事业还是转向了：他转向了房地产。在通俗小说里，阿耐不追求艺术性，但她写出了一种真实性，这种真实不是普泛的真实，而是时代的真实，她写的都是“成功者”面对“真实”的方法与态度。

小说的主人公柳钧是个不算太富的富二代，家里有个机械厂，他回国后改制了自家产业，走自主研发技术兴厂之路，而他的发小钱宏明开始做的外贸，后来做的金融。——这两条路的收益实在相去甚远，柳钧脚踏实地做一个产品赚的钱，比起钱宏明借着金融杠杆变出来的钱，显得那么地“低效”。而就算柳钧热爱制造业，制造业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的乐园，而更是毫无法制与道德规范的丛林，同业的抄袭，政策的短视，灰色的成本投入，残酷的经营风险，使得一个想“正常”地在这个行当里生存下去的人，必须得让自己的速度，防御乃至心态都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上。

阿耐写的是在一个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坚持自己的理想的可能性，柳钧首先是“资方”，他的理想不是天下大同的理想，而是“资方”的理想，他希望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为他带来利润，带来美好生活，带来成就感。他不能在面对员工伤亡时表现得像个慈善家，也不能在面对官员索贿时表现出铮铮铁骨，他的理想是靠现实主义来支撑的，而不是靠理想主义的目标与程序的完全正义。谁都希望有好的金融环境，有好的劳资关系，有稳定理性的长期政策，资方赚钱时不用手弄得太脏，但这些东西都没有——政策显然是东食西宿的，既想表现出在左边的立场，又想得到在右边的好处，种种短视种种揩油种种朝令夕改。在走向理想的道路上，柳钧们必须学会在灰色空间的生存法则，而所谓《民企江湖》，就是对这些生存法则的透视与分析。

这种透视与分析的目的不是用来提供方法，虽然阿耐也提供了方法，在我看来，阿耐最大的好处，在于她有一种平衡感，她能理解灰色的东西，比如柳钧行贿，比如杨巡赌博，甚至比如钱宏明供着好几个小公馆，为了追逐金钱，这些人也是很心力交瘁的。但她不会让小说的基调滑向灰色或滑向浮华，最终滑向纵欲与虚无，她的小说的主调始终是明亮的，柳钧的追求是事业的成功，这种成功里包含了赚很多钱，但也不只是赚很多钱，他既是资本家，也是工程师，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生产的东西，他知道哪里是底线，哪里有成就感——而这种单纯的“底线”与“成就感”，恰恰是中国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崩溃的时代里稀缺的。

这个小说的读者是会喜欢柳钧这个人的。他聪明、勤奋、负责任，但他从不苦哈哈的，他喜欢开快车，喜欢夜店里的漂亮姑娘，阿耐为他安排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在写爱情和婚姻时，阿耐总是对传统的温柔娇弱型的女孩不屑一顾，柳钧和阿三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不是你侬我侬的，他们还因为婚前协定冷战了一段时间，说到底，这两个人独立、互补、互相欣赏，然后在生活中，他们共同面对与跨过了许多沟坎，这些跨过去的沟坎，跨过去时的同心与携手，让他们更深地联系在一起。

钱宏明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金融装置，这个装置在一个他无法解决的时间差里崩溃解体，把他逼向了破产自杀。柳钧比他幸运，不只是因为他脚踏实地地从事制造业，还因为他有阿三这样的好战友，有宋运辉这样欣赏他的高层，但他还是很难“做大”，以他这样的做法，他做不成行业领袖，甚至这整个行业，都经常性地风雨飘摇。在小说的最后，在把“艰难的制造”这个主题阐发得淋漓尽致之后，阿耐没有给读者一个美好的结局，虽然柳钧的个人生活可以很美好，但他的事业还是转向了：他转向了房地产。

在看《艰难的制造》的那几天里，正好有一个地产广告处于轰炸营销期，报纸上，广播里，到处是它的广告，这个本来没什么出奇，但这个地产是融科开发的，而且柳传志老爷子都出来为它站台了。我看到这个广告时，觉得阿耐的小说再真实不过。

在通俗小说里，阿耐不追求艺术性，但她写出了一种真实性，这种真实不是普泛的真实，而是时代的真实，她写的都是“成功者”面对“真实”的方法与态度，对整个社会的规则与潜规则的理解与对自己的道德与生活的维护并行不悖，这些这些在事业、感情与生活都成功了的人，都是些像柳钧一样智商情商俱佳，有潜在的平衡感的人。而阿耐是止步于此的，她不追求更多的对社会现实及人性幽微的揭示，她的小说的推动力是情节的推动力，是柳钧事业中的一个个问题，在发展中不停找到平衡方式，得以更好的发展……正因此，小说才能保持明亮的调子，明快的风格吧。她能写出“资方”的可信的光明面，而这在中国当代作品里是很少的(或者是严肃文学作品里的对富人阶层的阴暗描写，或者是通俗小说里的意淫，总流于片面和虚假)，只有对行业有一种超乎小说家的采风式观照，而是一个真正的从业者，这一阶层中的成员，才能写出这种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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