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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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是一本由孙卫国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页数：202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一)：作者新版后记 拙著《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尽管出版之前几经周折，但自从2007年11月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比较积极的评价。陈尚胜先生在2009年发表的《近16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文中，称赞拙著“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清鲜关系史的最成功力作”（《当代韩国》2009年秋季号）。左江教授2011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九州学林》杂志上发表长篇书评，以文学教授的细致分析、深入解剖，对拙著给予了全方位的评价。黄修志教授2019年用中韩文在韩国杂志上发表《中国研究朝鲜王朝史一百年（1919-2019）》一文中，将拙著视作2007年中国朝鲜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成果，“标志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朝鲜王朝史研究上走向成熟，真正具备了与国际学者对话的能力，为后来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新标杆。”（《历史与现实》，2019年第114辑）。对于这些称赞，笔者虽感欣慰，但亦觉受之有愧。此书初版有不少粗疏之处，有些地方论述也不够充分，甚至还有错别字，这样也就有修订的必要。 近十数年来，随着韩国数据库的建设与开放，韩国各种学术资源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欢迎，中韩关系史、韩国史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十几年前出版的拙著早已售罄，有一些年轻朋友也询问能否再版。在谭徐锋先生的鼓励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拙著修订工作终于完成了，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特此对谭先生表示感谢！感谢陈尚胜、左江、黄修志诸位教授的鼓励！感谢左教授答允将书评附在拙著中，使拙著生色不少。 2018年，本书的姊妹篇《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收入“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也受到学术界比较积极的评价。该书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本书的研究范畴，对于本书未能展开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探讨。故而，本次对于本书的修订，基本内容方面并未做过多的拓展，框架结构亦无改变。只是改正了一些史实错误，改正了错别字，个别地方适当增加了论述的文字，补充了个别新的参考文献。本次修订中，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生孙中奇和张璐瑶两位同学，给予了很多帮助，他们逐一查对了史料，纠正了不少史料方面的问题，加快了本书的修订工作。谨表感谢！ 该修订本书前的照片几全部更新，很大部分是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生年轻的马伊腾编剧提供的。最近数年，他与几位朋友多次前往韩国朝宗岩、华阳洞等地考察，多次参与韩国明义会在大统庙每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忌日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拍了不少照片，在网上发表过数篇考察游记，引起不少人关注。同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据说经过了三年的施工，2004年万东庙与华阳书院都已重建，又恢复了朝鲜王朝时期的模样。他的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谨表谢忱！ 1998年，当选定这个研究论题时，中国学术界几乎无人关注；2007年初版之时，了解此问题的人也不多。而今稍涉近世中朝关系史的人，对此问题都或多或少有所知晓。修订本的问世，但愿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使更多年轻人投身这个研究领域，进而推进中朝关系史和韩国史的研究。 孙卫国 2020年3月14日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二)：尊周思明为教，王权统治为政 几年前看过一部韩剧《绿豆传》，大意是王后生了儿子，国王竟然毫不欣喜，反而要追杀这个襁褓中的婴儿。难道这个孩子不是国王的亲骨肉？事情的真相是，巫女曾经预言，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推翻他的统治，自己上位。结局当然要出人意料，国王被同是这个时刻出生的侄子赶下了台。这位悲催的国王，就是有国王之实而无国王之名的“光海君”。 想了解“光海君”为何只是“君”而不是朝鲜国王，就需要从当时朝鲜李朝和中国朱明王朝的关系入手，孙卫国老师的这本《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无疑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朝鲜视明朝恩同再造，只有明朝允许册封的王才名正言顺，作为藩国的朝鲜没有自己封王的自主性。 为什么朝鲜如此“听话”？《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总结了明朝对朝鲜的三大恩：明太祖朱元璋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嘉靖帝拯救朝鲜于日本的“再造”之恩，崇祯皇帝在自身难保之际还想着出兵救朝鲜的拯救之恩。由此可见，明朝和朝鲜的感情深厚，联系紧密，非其他藩国可比。 朝鲜半岛历史上即有强烈的慕华观念，明太祖将蒙古人赶出中国，朝鲜李朝随后建立，更加视明朝为正统。本书从文化心态、儒家、祭祀、正朔、史书编纂等多角度着眼，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思想和行为梳理和罗列，试图对“明-朝鲜”和“清-朝鲜”宗藩关系进行更深度的解析。 朝鲜王朝设立大报坛，祭祀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位皇帝，编修宋代、明代史书，尊重明遗民及其后裔，暗中使用明朝正朔且拒绝使用清朝所赠谥号，想法设法收集明朝遗物。李朝对明朝如此思念，固然是由于明朝对其有上所述及之重恩之外，还有对儒家的尊崇。一旦信仰了儒家，那么必然以儒家的差位制度为真理。 某种程度上，尊周思明像是一种“教”，而朝鲜的王权是“政”。朝鲜王朝长期处于“党争”之中，国王的权力有限。儒生们成立了尊儒的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全国，拥有农庄和大批奴婢，并享有免疫特权……变成了雄踞一方的实力集团……朝中党争的后方基地。”再加上祭祀的三位明朝皇帝，可谓三位一体，似乎有点西方基督世界政教分离的意思了。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女真部落曾经称臣，是“蛮夷”。没想到这“蛮夷”竟然发展壮大，入主中原取代了明朝的位置。以儒家概念的“君君臣臣”，臣永远是臣，蛮夷永远是蛮夷，只有朝鲜王朝才可以“夷而华”，其他比我还要蛮夷的蛮夷怎么可能成为正统？可惜清朝以武力值说话，让朝鲜不得不反过来臣服于清朝的脚下。但表面文章做得，皮里阳秋，内心还是瞧不起这些外来者的。 不料清末日本再次入侵朝鲜，清朝和明朝一样出兵，只是时移世易，只得甲午惨败，未能拯救李朝于水火之中。清朝初早期对朝鲜王朝采用威慑政策，一直对其极其优待，即使知道他们暗中的各种小动作，也未有任何惩罚。所以清末时期，朝鲜王朝对于清朝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假若清朝能够战胜日军，是否朝鲜会摒弃思明呢？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孙卫国老师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是日清关系研究中重要著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朝鲜半岛后世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我们今天研究宗藩关系，并不是为了推崇和再造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系统，而是为了看清历史了解自身。了解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历史，是了解中国的一部分。民族主义大浪再次兴起之时，更需要一面镜子看清自身。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三)：从“事大”到“思明”，从朝鲜尊周思明的表现探究其根源 “朝鲜一向号曰‘小中华’，虽已臣服于清朝，但长期奉明正朔，且认为‘天下冠带之国，遵用明制者，只我东方耳。’”“小中华”意识其实由来已久，在唐宋之后，汉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益深重，“小中华”意识便在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实际上，具有“小中华”意识的并不只有一个国家，中华思想在朝鲜、日本和越南三国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唯有朝鲜一国是以“小中华”自居的。 早期的小中华意识是来自于中华文化辐射下所形成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一种仰慕与追随之情，形成一种“中华亚洲秩序”的形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同”逐渐从文化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也就是说，他们依旧认同甚至尊崇中华文化，但对于政权的更迭却呈现背离态度，最明显的就是在17世纪中叶满洲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朝日越各国的小中华思想空前膨胀，认为满洲人统治下的中国不再“正统”，甚至已沦为夷狄，其中，离中国最近的朝鲜也是如此，正如《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一书序言中所写：“明朝覆灭之后，朝鲜王朝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和清朝虚与委蛇，向清朝朝贡，但内心却始终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尊周思明的思想意识空前高涨。 孙卫国博士的这本《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正是以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相关研究为主旨，从朝鲜人自己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考察中朝关系，探讨17至19世纪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与清王朝之间的宗藩状况，从思想、文化、崇祀、正朔、史书编撰等各方面的表现来更加全面、深入地解析尊周思明问题以及中朝关系史。 在明朝时期，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是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和儒家理治为义理基础的宗藩关系，其朝贡制度可上溯至周朝，自诩“小中华”的朝鲜在仰慕与感恩的双重情怀之下，更是视明朝为中华的正统。 那么朝鲜又为何抱有如此之高的思明热诚？为何如此重视对明朝皇帝的崇祀？又该如何理解朝鲜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实质？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中会逐一找到答案。 其实，朝鲜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远不止明朝时期，它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于其他国家而言，朝鲜接触中华文化更早一些，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近代朝鲜儒学者柳麟锡就曾说过：“朝鲜始国于唐尧之世，有与于涂山之会。而及箕子来君，则以叙九畴之见，有设八条之教，为辟小中华。”箕子东渡为朝鲜带来中华文明，高丽太祖王建临终遗言《十训要》 更是嘱托道：“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足见中华文化对其影响之深远，说“小中华”在朝鲜而言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其实也并不为过。 至明清两代，朝鲜虽然都秉承着事大原则，而且明清两朝对于朝鲜的态度又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那么“事大”又是什么呢？作者解释说，无论事大政策还是事大主义，其实实质上都是传统中华秩序下，小国应对大国的方式，“以小事大”，也是藩国的一种保命之道。 同为事大，朝鲜又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两朝呢？说来还觉得甚是有趣，《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中提供了这样几段记载： 明朝对朝鲜的态度：索处女、索火者，屡索供物，派往朝鲜的使者多是宦官或者六、七品的小官，没有认真对待过朝鲜提出的一些问题； 清朝对朝鲜的态度：一再施恩，岁贡一减再减，鲜有求索朝鲜贡妃子，派往朝鲜的使者都是三品以上满洲大员。 对比之下，显得明朝不够重视朝鲜这位“小弟”，而清朝却一再施恩，可是朝鲜对待明朝却是心悦诚服，诚心事大；对待清朝则是始终心存疑忌，视其为“夷”、“虏”。 这种关系和迥然不同的态度实在是看起来微妙中带着些尴尬，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皆是因为朝鲜所持的是以《春秋》义理为核心的中华正统观，朝鲜尊周思明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皆是从这一正统观而来——慕华、事大、攘夷，从正统观衍生出的各种思想使得朝鲜对明、清产生截然不同的心态，明为正统，而清为夷，朝鲜的华夷观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虽然自认也是“夷”，但与清朝的满洲人不同，朝鲜自认为是华化的“夷”，所以一直对清王朝的统治就极度不认同，即便没有能力明着去抗衡，也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尊周思明。 其实说到底，事大依然是来自于儒家理念，正如书中所言：“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广泛存在于古代的中华世界体系之内。”而慕华思想使之产生“今之朝鲜即大明朝鲜”的观念，对清王朝的抗拒也就更深一步，与明交往则事大，明朝覆灭则思明，后续的一系列表现和动作便是来源于此。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四)：尊明事大的“小中华” 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为王，将所拟国号方案“朝鲜”、“和宁”上奏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明太祖朱元璋选取新国号为“朝鲜”，理由是：“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李成桂遂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十五日钦奉明朝圣旨，定国号为朝鲜。 建文帝于三年（1403）年册立李芳远为朝鲜国王，从而正式建立明朝与朝鲜间的宗藩关系直到明朝灭亡。而万历援朝更是保全了朝鲜的命脉，因此在明亡之后，朝鲜延续尊周慕明的思想也就可以理解了。孙卫国教授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修订版）》就是这样一部研究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学术专著。朝鲜作为清朝藩属国，仍然崇祀明朝三帝、暗中遵用明朝正朔、撰修明史。这种行为背后的心态的根源正是本书所要阐述的，进而重新解释了清朝时期的中朝关系。 书影 本书作者孙卫国教授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所和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并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朝鲜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是研究中朝历史关系的专家，本书曾于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现于202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论世衡史丛书的一种修订再版。 孙卫国教授 明朝与朝鲜这种宗藩关系是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儒家的礼治为义理基础，朝鲜奉明朝为中华正统，自称小邦或小国，自诩“小中华”，这里就表现出明鲜关系的特色。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使得传统华夷观念受到极大冲击，朝鲜虽然成为清朝的藩国，但其正统性却始终难以得到朝鲜认同。进而在文化心态上存在尊周思明的意识，并成为思想的主流。 万历援朝 这种文化心态的理论原则来自朱熹的华夷之别和尊王攘夷，更来自于《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和华夷观。朱熹的尊中华，攘夷狄和法《春秋》、立纲常的思想对朝鲜思想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王朝的指导思想。正统王朝具有两个特征：汉族建立的王朝和大一统的政权。在实际应用中，元朝和清朝并不被朝鲜认为是正统，尽管它们为统领中原的大一统政权。在成海应看来，得天下为正统的只有汉、唐、宋、明四朝，而汉、明是得天下最正的，而明以驱除蒙元而更胜一筹，毕竟，唐篡隋、宋夺后周。他还批评了清朝对几千年来的中华衣冠制度的破坏。其他朝鲜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大报坛 此外，朝鲜立国之初就定下了“愿言修职责，万事奉皇明”之策，对明朝实行事大之礼，极度亲华，并进一步完善了其中华思想和慕华传统。箕子崇拜源远流长，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正是箕子东来，把中华文明带给了朝鲜半岛，并成为“小中华”的有力证据。朝鲜由夷到华，自视中华正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事大主义作为朝鲜对明朝的基本策略，具体表现为朝鲜认同明朝正统、国王和世子须由明朝册封、奉明朝正朔。即使被清兵压境，被迫臣服，但仍怀复仇雪耻之念。当意识到事不可行之时，其理念转为崇祀明朝明太祖（洪武）、明神宗（万历）与明毅宗（崇祯） 三帝、编修明史书籍、采用明朝正朔等。这些都在后续章节中进行了论述。并在2009年出版的《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兼论两国学术交流与海外汉学》 、 2018年出版的《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和 2021年刚刚出版的《“再造藩邦”之师——万里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从这种意义上讲，本书也是作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奠基著作。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感(五)：羑里斋评史著(4)：《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 一、 本书是笔者非常钦佩的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成名之作，是中国史学界中得到众人认可的优秀作品，笔者冒然评价，不当之处还望方家勿怪。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以下均用简称）一书初次出版于2007年，出版后获得了学界内极高的赞赏，按照黄修志教授的观点，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的朝鲜王朝史研究走向成熟，与世界接轨，并为后来研究树立了标杆，可见本书的地位。此次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作者改正了一些初版错误，大体内容与初版相比没有太多改变。朝鲜半岛地区作为中国近邻，历史上与中国往来密切，加之曾经同用汉语，朝鲜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比较重视的研究对象，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也正是此前成熟的研究，加上作者的辛勤，才孕育出了这本标志性作品。笔者阅读完本书后，私以为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心态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角度，重视使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朝鲜王朝的文化心态，最终于庞杂之研究成果中寻得一穿针引线之处，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而本书最大成果就是突破旧见，以中韩关系史权威学者全海宗为代表的前辈学人一直主张类似“明清时期（与朝鲜）不存在朝贡以外的关系”的观点，但本书指出明清中朝关系不仅仅是朝贡关系那么简单。至于阅读完本书有何收获，本书存在哪些瑕疵之处，笔者会在下文中细细道来。 为了能够方便一般读者阅读这本优秀的朝鲜王朝史专著，笔者在此推荐几本参考书籍来辅助便利阅读（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笔者推荐参考书籍一般会优先推荐中国本土作品、市场尚在流通易得的作品，以及具体方向的代表性作品，如不满意或不满足，可再自行搜寻阅读）。阅读本书首先要了解朝鲜王朝史，因为本书采取的并非传统军事政治视角，如果不太了解史实背景，就会影响内容理解，比如本书中涉及较多的明清中朝关系史以及李朝党争史，只是作为史实背景出现，读者最好有所了解再去阅读。对此笔者先推荐阅读一本新作——丁晨楠的《海东五百年》，该书应该是目前国内最新的朝鲜王朝通史作品，而关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作品众多，其中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最为通俗易懂，宋慧娟的《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全面深入，在此特做推荐。其次，由于本书涉及对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讨论，有兴趣可以阅读韩国著名历史学者白永瑞的《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实践》，该书从史学理论角度反思了东亚国家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史学。另外需要阅读甚至最好必须阅读的，就是本书的姊妹篇，作者的新作《从“尊明”到“奉清”：朝鲜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这本书完善了《大明旗号》中讨论不充分的地方，笔者在阅读此书后发现，自己原本在书评中打算列举的瑕疵之处，竟然超过半数都在新作中有所弥补，两书只是少有重复，都值得阅读，遗憾的是新作目前只在台湾出版，不过大陆的出版想必很快也会提上日程，到时有兴趣还是可以购来一读的，笔者有缘一读后，自觉相关认识又深了几分。最后，如果对于朝鲜王朝的“思明”还有兴趣，另一部近年的史学名作——葛兆光的《想象异域》想必会符合读者们的阅读兴趣，该书从燕行使的角度，讨论了清时李朝燕行使的思明心理，可读性很强，笔者对于朝鲜前近代史的最初兴趣就来自于此书。做好基础的准备后，接下来笔者会具体分析本书价值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能为其他读者提供一些帮助。 海东五百年 7.9 丁晨楠 / 2021 / 漓江出版社 中韩交流三千年 7.3 陈尚胜 / 1997 / 中华书局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 评价人数不足 宋慧娟 / 2007年4月1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從「尊明」到「奉清」 8.7 孫衛國 / 2018 / 臺大出版中心 想象异域 8.1 葛兆光 / 2014 / 中华书局 二、 本书史料方面已经非常详实，且注释仔细。作者不仅对原始史料的搜集足够充分，而且本书一大亮点就是做到了跨多语言搜集史料，包括中文、日语、韩语及英语的史料，本书都有涉及。本书史料之详实以一例来说明：虽然李朝的党争过程不是本书的论述范围，但不说明会影响读者对重要人物宋时烈的认识，作者选择在注释中详加说明，单此一点的说明内容就多达数百字。语言问题一直是限制各国史学界发展世界史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作者的语言能力属实让笔者惊讶，作者对于多国语言的掌握有助于他挖掘各国留存的相关史料，本书的成功，此一项的功劳不小。比如此前中国朝鲜王朝史的研究者们虽然早在魏建功、孟森之时就注意到了《皇明遗民传》这本重量级史料，但却无人知晓作者是谁（本书在韩国关注者不多，韩国方面也没有具体研究），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作者赴韩国查阅资料之时，才从成海应的《研经斋全集》中发现本书，推断出《皇明遗民传》的作者就是朝鲜王朝著名儒者成海应。此即语言便利之功。所以本书在基础史料的搜集使用方面，笔者只有认真学习之心而别无他想。 从史论角度来讲，本书的精彩史论许多。作为硕博论文为基础完成的专著，思路一贯清晰明了，比如书中总结了李朝思明的主要体现；反映了箕子崇拜影响下的朝鲜慕华表现（这一部分在新作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对比说明了在中国诞生的事大主义、尊周观念、华夷之辨的特征，以及朝鲜华夷观的本土特点；分析了孝宗北伐难以实现的原因；逐个分析了朝鲜承继关公崇祀活动的原因，修建两祠一庙（宣武祠、武烈祠和关公庙）、大报坛、万东庙的原因和意义；详细总结了李朝对于“皇朝人”的优待政策；不仅揭示了李朝为中国修史风气兴盛的原因，而且详细研究了尊周思明观影响下的李朝中国史书、尊周史书编修的成果；对比了清朝正统论与朝鲜的不同，整体反映了清对朝鲜的政策变化及其原因；最终还结合全书内容分析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原因……其它优秀论点还有很多，在此仅详细说明几个为例。 第一，对于作者取得两校博士学位的教育经历，笔者非常钦佩，有心学习但不知力能济否。作者不仅在南开大学攻读中国史学史，完成了博士论文《王世贞史学研究》（今已同样付梓），还在同时赴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刻苦学习多种语言，研究中韩关系史，完成了又一篇博士论文（也即本书的基础）。连续的学习充实了作者的知识体系，也造就了本书的史论特色之处。像在本书第六章，作者就展现出了自己在史学史方面的长处，详细分析了《宋史筌》《明史纲目》《皇明遗民传》《尊周汇编》等史学作品，有力的佐证了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 第二，本书深入关注了缘起于中国的一种主义——事大主义。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有不少主义涌入了中国，比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但很少有缘起于中国的主义被重视，事大主义就是如此。直到上世纪末期，针对朝鲜的事大之风提出的事大主义才被中韩学者所关注，不过韩方学者主要是站在批判事大主义阻碍独立意识产生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中国学者在注意到这种观点后，以刘玉明《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为代表的文章才正式开始探究此问题，但进展缓慢。直到作者的相关文章发表与书籍出版之后，对于事大主义的研究才逐渐完善，因此本书在事大主义方面的研究也值得细细品味。 第三，本书秉持客观的史学态度，对韩国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史学弊病进行了批驳(也有研究称之为“独立史观”)。韩国史学界的民族主义史观建立于20世纪国家沦陷之后，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当中，由此成为了韩国国家建立的一柄利器。但是构建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史学研究，势必面临被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影响的问题。且不从政治方面讲民族主义史学造成的隔阂，单从史学角度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观性叙事对于历史学求真精神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韩国方面否认客观历史，捏造有利于本民族历史的做法，在今日国人的印象中已不稀见。就朝鲜历史上的事大主义来看，韩国史学界不仅否认事大主义对于朝鲜地区曾经产生的正面影响，甚至试图借此否认中华文明对于朝鲜的影响，这种肆意改写历史的做法无疑是过火的。就笔者对本文的阅读来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朝鲜地区的独立国家意识最初就是萌发于尊周思明，自认中华正统的过程当中，承认并客观研究此段历史，并不会有损于今日朝鲜半岛国家的独立。当然，本书对于民族主义史学秉持的客观态度，也启迪着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研究。今日中国网络环境下愈演愈烈，失控严重的民族主义史学主张，同样急需国内史学界规范，才能更好的发挥民族主义史学的作用。本书作为前辈学人开创性的作品，十几年过去后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可读性，其优点笔者实际上不需要多加说明，在此特地谈谈本书存在的一些瑕疵，尽管其中一些在作者新作中已经得到弥补，但在本书中还是存在的，笔者也会列举出了，以方便后来的阅读者参考。 首先本书对于朝鲜王朝思明观念的探究，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中下层的视野不够重视。上层的意识对于下层一贯有着极强的穿透性，对于朝鲜王朝心态史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于上层心态的重视，但也同样需要关注中下层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上层心态的影响，比如本书分析了朝鲜为何会继承关公信仰，但主要是从上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就算是“感其忠义”这种比较通俗的原因，所列举的佐证也都来自于朝鲜上层。作为一种信仰，如果没有得到民间的认可，也就谈不上是信仰，作者完全可以通过民俗学的角度分析关公信仰如何被中下层民众所接受，思明观念有没有透过这种信仰影响到中下层民众等。再比如本书对于朝鲜王朝明遗民活动的关注对象主要还是明遗民的上层，也即朝鲜王朝所称“皇朝人”，但对于明中下层遗民、逃人（朝鲜王朝所称“向化人”）的关注，仍然和传统中朝关系史研究一样少有关注。尽管思明活动的参与者在史料中记载的主要还是皇朝人，但笔者以为对于向化人也有需要关注的必要，原因至少有两点。第一，向化人的人数不少。自明末从辽东、山东逃亡朝鲜的明中下层遗民少说也在十多万人以上，这对于朝鲜而言是数量不小的人力，如朝鲜大臣所言，这些向化人中的精壮者整编成军“可得数万精兵”，但他们后来的活动反而少有人关注，积极搜寻与这些向化人有关的资料，对于像本书这样的中朝关系史研究来讲非常重要。第二，向化人的原本地位并非均是下层民众。虽然向化人以明朝农民、渔民等下层为主，但就如作者所列举出的史料显示，其中还有官商、地方大族等影响力较大的族群，身处异国他乡，身份地位受到影响的他们有没有参与思明活动，想必还有可追寻的空间。当然，作者对于朝鲜中下层视野不够重视的问题，在新书《从“尊明”到“奉清”》一书中已经有所改善，比如新书第三章已经开始使用民俗学的视角分析关公崇祀活动在民间的影响，也有详细涉及到一些朝鲜向化人的活动，比如丁末漂流人事件，但笔者以为还有可完善的空间。 本书中论述不足的地方还有对于朝鲜王朝的亲清势力（以及中立势力）不够关注，尽管通过本书可以看出尊周思明对于朝鲜的巨大影响，但是朝鲜王朝的心态显然并非铁板一块，前有仁祖时期亲清的洛党，后有影响巨大的北学一派，都是主张“奉清”的。虽然本书的重点在于分析朝鲜王朝思明心态，但是对于与此同时存在的亲清势力着墨不多，也会影响到本书的讨论，比如本书最后分析了清朝德化政策对于朝鲜的影响，由于前文介绍不多，没法顺理成章的展现出清朝德化的效果，给笔者的直观感受就是对于效果的分析不深入。虽然“奉清”一题是作者在新作中的讨论重点，但从名义上的“奉清”到实际上的“奉清”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北学派洪大容、朴齐家、金允植等人对于奉清的推动固然是朝鲜王朝心态转变的有力佐证，但是没有讨论在思明之时就已经存在的奉清思想，未免让人感到朝鲜奉清、清朝德化有些突兀。 此外本书还有一些个人认为存在争议的小问题，在此也列出来供读者斟酌。第53页作者在列举事大主义特征时，称中原王朝也会向周边行事大之礼，并列举了宋金关系为争，但在此宋未必算是中原王朝的代表，金也不能称为周边。第293页，作者认为乾隆帝为朱璘的《明纪辑略》解禁，可以窥见乾隆不满于朝鲜的思明态度，乍看比较合理，但这种说法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际性依据，猜测成分较多，似乎不太合理。 本书有不少地方的概括不太仔细，还有出现一些书籍排版的小问题，同样列举如下以供读者参考。同时笔者也已经反馈给出版社编辑，再版之时确实有问题的地方会进行修改。其中，概括说明不太仔细的地方有： 第77页，第四节第一部分的第一小部分小标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尊周观念”，但第二段结尾成了“春秋时期尊周”的特点，范围缩小没法指代其后内容，像特点三中就使用了战国田氏代齐以及东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例子，并称“尊周观念，向来为儒家所肯定”，应该改为“春秋以后中国尊周”的特点。 第112页，“大报坛创设之原因”一节中，原因有“其二”“其三”，却没有写明“其一”（其实就是第二段“最直接动因”），读完本节作者还列了第四点原因，即本节最后一段“对明亡有种负罪感”，最好也列为“其四”。 第195页，表格中分明写黄功、郑先甲的进士身份存疑，但紧接着下文还是称两人为进士。 第307页，“《皇明遗民传》等相关明史之成书原因”一节中，错误与前一处相似，有“其次”“其三”，但没有“其一”，按照首段列举的三点原因来看，第二段前面应该加上“其一”或“首先”；另外，本节多出的“第四”一点原因，按照本节首段列举的三点原因，应该归于“其三”处。 第333页，前文中写到“其三，尊周史实内容大体相同，具体内容大体为以下几类”，之后列举的前四点归类了史书的四种内容，但第五点“时间上，主要是从仁祖到正祖六朝为主”表意有歧义。 而内容排版有问题的地方有： 第12页，‘崇祀明朝皇帝’部分中列入祭奠明朝东征将领的内容，直观来看与主题不一致。 第63页，根据上文“羁縻策”应为“羁縻之策”。 第400页，“故而在朴趾源看来”之后应该是逗号而非句号。 第476页，文中提到的《从史书编撰看朝鲜尊周思明观》一章，在本书本版中为第六章而非第七章。 三、 以上笔者大体说明了本书的优点所在，之后一一列举了本书尚存的一些问题和可进步之处，但读完本书，笔者获得的细小启发还有很多，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朝关系史研究的启发，二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启发。 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来看，笔者思考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书中介绍到光海君作为次子，没有得到明朝的世子册封，是受到了同时期万历皇帝意图册封福王一事的影响，明礼部官员才会百般阻挠，这种中央政治斗争波及番邦之事并不多见，这种情况也不符合以往对于朝贡体系的认识。朝鲜在明代曾经有一些时日在名义上甚至还将女真收为藩属，但为何会被曾经的藩属逆袭，笔者认为原因有四，一是朝鲜以儒立国，儒学影响过大至于迂腐，社会风气固化少有变通；二是朝鲜国内政治环境动荡，党争现象严重；三是朝鲜以儒立国影响军备，军事实力积弱久矣；四是光海君个人影响，因为不满于明朝此前不册封自己，光海君在明与女真交战之时没有积极援助，反而私通女真，致使女真一朝坐大，其他原因不一而足。读到大报坛修建之争，忠良科之争，“己亥礼讼”和“甲寅礼讼”，笔者就会联想起明代的礼仪之争，可以对比思考这种重礼之风气有无承接关系，也可以借此探究朝鲜的“小中华”意识。作者也提到了《明纪辑略》在朝鲜的禁毁几乎与清朝文字狱相同，那么在这种相似性的背后反映出了那些清朝与朝鲜王朝的关联，就值得思考了。最后，本书反映了朝贡体系下清朝对外交往的很多变通之处，比如将卖国贼送回朝鲜以解其愤（尽管卖国贼就是将信息卖给了自己），“三藩之乱”时不向朝鲜征粮征兵，嘉庆帝甚至会因为使臣固守规矩拒绝了朝鲜礼物而动怒，说明我们对于朝贡体系的固化认识与清朝的灵活外交在很多地方上是不符的，需要我们好好反思。 由于笔者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精力投入更多，在读到可能与近代史关联的内容就会有些发散思考，以下就是部分思考的内容。首先笔者注意到本书将范围限制在1637年到1800年，避开了近现代李朝和韩国的思明研究，而在作者新书当中对于朝鲜地区近代史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奉清”，故而笔者思考能否继续挖掘近代时期朝鲜半岛的思明观念情况及其变化。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由于近代中朝交往仍然十分密切，以甲午战争史为代表的近代史研究内容也绕不开中朝关系史研究，但是学界对于晚清中朝关系史的考察很少考虑到朝鲜思明的情况，笔者以为这种情况是学科断裂所导致的，国内史学界长期将历史断代划分，尤其是人为的将近代史与清前期史割裂开来，故而少有近代史研究者关注到清代朝鲜王朝长期的尊周思明观念，这一点需要引起重视。另外笔者还注意到作者涉及到一件史实，就是兴宣大院君撤销万东庙一事，这一做法与朝鲜王朝“思明”的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作者在书中称这是为了加强专制，打压儒林，不过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和后来高宗和闵妃的“奉清”活动很是相近，其中是否也有“奉清”思想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在读完作者的两书之后，对于朝鲜王朝心态从尊明到思明，再到奉清的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那么之后的朝鲜半岛究竟是如何酝酿出独立意识的，就勾起了笔者的强烈兴趣，好在风闻作者有写就三部曲的想法，期待第三本作品能对此有所涉及。 参考文献： 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 左江：《历史表象下的文化心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读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1年春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刘玉明：《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东岳论丛》1994年第1期。 盛邦和、何爱国：《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罗新：《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史观》，《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 |
